在中国，现代大学的雏形于十九世纪末方始萌芽，而由民间自主创办、直接效法西欧教育体制的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直至二十世纪初才初现端倪。

　　百年前，此类学府如凤毛麟角，历经时代巨变而能延续至今，并跻身世界知名百年学府之列者，更是屈指可数，复旦大学便是其中的典范。

　　复旦之幸，在于其诞生之初便得遇马相伯这样的开创者。1905年，在风雨飘摇的晚清，马相伯以卓越的远见与非凡的魄力，为这所新兴学府奠定了根基。

　　梁启超、蔡元培、于右任等近代中国思想、教育、政治领域的杰出人物，皆曾受教于他。正如邵力子在《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中所言：“吾师相伯的一生铰接柱，学问、事业、信仰，其最终之目标在救国……在他的精神大履含护之下，不知培养多少革命青年。”

　　马相伯一生投身于政治革新、教育振兴、宗教改革与人文学术事业，在动荡时局中坚守信念，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绞缆筒。虽仅执掌复旦四年，却以百岁高龄仍心系天下，其抗日救亡的呐喊振聋发聩，直指时弊，被誉为“老青年”。“饮其流者怀其源”。正如长江之水汇百川而奔涌，人们追溯其源亦属自然。值此复旦百廿校庆之际，无论新老复旦人，在共庆学府华诞之时，亦不免对这位传奇创办人的生平，生出探寻之心。

　　如今，翻开《马相伯传略》，不仅有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其生平事迹的论文，更有百岁荣哀录，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位传奇人物的光辉一生。他并非完人，却以知行合一的品格，成为追求至善的楷模，为后世敬仰。

　　让我们一同随朱维铮先生的文字走进马相伯的世界，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领略这位创校校长的非凡魅力。

　　这位江苏省丹阳县人铰刀修理平台，出生于1840年4月7日，清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初六。

　　恰在这一天，英国议会内辉格党人，以微弱的多数票，否决了托利党人提出的反对女王政府发动对中国进行不义战争的议案，巴麦尊内阁派遣的远征军已在驶往南海途中。

　　两年以后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用中国传统计算年龄的习惯铰接柱，即马相伯三岁那年铰刀修理平台绞纲机组胶管张力器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铰接柱绞缆绞车复旦之父马相伯：百交流单相双线绝缘系统岁政治家的硬核救国史绞缆筒，1842年7月，英国舰队便突入长江，攻占了马家居住的丹徒（今镇江）绞纲机组。道光皇帝被迫屈服，同意他的一名大臣与英国远征军司令在停泊于南京城下的英国旗舰上签订了和约。

　　它是清帝国与西方列强正式签订的第一份不平等条约，被中国人引为奇耻大辱。历史学家通常把这次“战争”看作中国走向“近代”的开端。从这个意义来说，马相伯就是中国“近代”的同龄人。

　　马相伯也真长寿。当他经历了五个皇帝的统治时期，在1911年目睹了清帝国终于被革命推倒，那时他已七十二岁了。他不但亲历了这七十年的中国的一切重大的历史事变，而且参与了其中多次事变。

　　“人生七十古来稀”，那以后，马相伯还活了二十八年，并且从 1912 年 1 月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第一届临时政府起，又在共和体制下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先后见过六个总统，四任主席，以及在军阀混战中的一堆执政、大元帅、总司令、委员长等。

　　1939年11月4日，他在越南谅山去世，时在纳粹德国进攻波兰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多月。照中国的习惯计算，他活了整整一百岁。活了一百岁的政治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已经非常罕见，而马相伯还在同时代人中创下了从事政治活动最久的记录。

　　马相伯在三十七岁那年（1876）退出耶稣会，随即进入官场。虽然在二十一年以后铰刀修理平台绞纲机组胶管张力器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铰接柱绞缆绞车复旦之父马相伯：百交流单相双线绝缘系统岁政治家的硬核救国史绞缆筒，他又重返教会，却没有割断他同政界的联系。他去世前两年，还接受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的任命，做了“国民政府委员”。因而，他涉足政治活动，虽然时断时续，或在朝或在野，但时间长达六十五年，在同时代政治家中可称元老胶管张力器。

　　不过这位政界元老，在晚清官场，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幕僚和外交官。帝国变成民国，他的政治地位升高了，做过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成员，做过袁世凯政府的高等顾问，做过蒋介石政府的委员，但也没有获得过实际的政治权力。

　　中国有不少人至今没有改变把权力与成功混作一谈的习惯。假如把获得的实际权力当作政治家成功与否的尺度，那么马相伯只好被看作不成功的政治家。

　　可是普通的中国人衡量政治人物的价值，还有别的尺度，包括道德、学问、文章等方面的个人表现。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马相伯在权力游戏中的不成功，又恰好表明他具有一般政治人物所缺少的良好个人品格。他以百岁高龄去世前后，那时人们一致称颂的绞缆绞车，正是他的个人品格。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他越到晚年越有政治声望的由来。

　　马相伯在三十五岁以前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旁观者。这是由于马相伯从十二岁到上海，进入徐汇公学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此后十九年，他一直在教会内学习和任职。耶稣会的戒律不允许神职人员直接参与世俗的事务，马相伯对中国政治只能采取旁观态度胶管张力器。

　　上海不是静修的胜地，却是旁观政治的前沿。自从 1842年上海根据清英《南京条约》被辟作对西方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那以后它就很快由一个江南小城变成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不仅如此，以后许多年，由于清政府顽强地抗拒西方国家在北京设置外交使馆，上海又成为中国主要的外交活动舞台。

　　还在《南京条约》刚签订不久，清帝国的官员和学者讨论战争失败的原因，大都同意这样一个结论：西洋人所以能战胜天朝，无非因为“船坚炮利”，所以只要学会制造坚固的军舰和新式的枪炮，便能对付这班野蛮人，这就叫“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我们不知道少年马相伯有没有读过根据林则徐的意见写成的这类著作，我们只知道马相伯刚到上海便十分注意观察外国人的技术发展程度。他首先表示不佩服西方的医疗技术。这不奇怪，中医讲究辨证施治，而西医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付皮肤病就用烙铁去烫脓疮，这在从小熟悉父亲医术的马相伯看来，当然是野蛮而幼稚的方法。

　　他接着不佩服的是外国的军舰。有天随徐汇公学的教师登上停泊在黄浦江的外舰参观，马相伯特别留心西方的大炮，发现其装置与中国的土炮没有什么差别，不禁大失所望。他开始对清朝被英国打败，是由于技术不如洋人的解释，表示怀疑。

　　怀疑在马相伯的青年时代更加深了。1853年春天来自南方的拜上帝会的造反大军占领了南京，宣布它是“天京”，即天国的首都，随即又占领了长江三角洲的各大城市。

　　各省的官僚绅士富商纷纷逃到上海。然而旧上海县城也出现了头裹红巾的由广东帮会“小刀会”为主的造反者，很快控制了市郊的农村，剩下的安全区只有英、法、美等外国殖民者统治的“租界”。徐汇公学设在法租界的西南边沿，没有受到“红头”攻击，却给年轻的马相伯提供了一个对比两种统治的机会。

　　所谓耳闻不如目睹，马相伯在长达五年多的旁观时期，还曾私自冒险钻进小刀会控制的城区，却惊奇地发现那里的市容反而更热闹了绞缆筒，居民生活得很自在。

　　对照之下，租界内的华人，尽管身在安全区，却缺乏安全感。这不能不使马相伯思考。他没有想到租界设置是否合理，但想到了“长毛”“红头”，是不是像官绅们形容的那么坏？

　　相传1860年，二十一岁的马相伯，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目睹了正在教堂作晨祷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同一位教民的谈话。这位乡村居民惊问那位赫赫有名的天国“王爷”：“也信上帝念耶稣经？”李秀成只是报以和蔼的一笑，并没有觉得这个问题亵渎了他的尊严。看惯了清帝国官吏在平民面前耍威风的马相伯，从中得出怎样一种反面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

　　马相伯的家族信奉天主教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八年（1580），但那是令人难以相信的。谁都知道利玛窦万历十年才从印度果阿来中国，过了十多年才到达南京传教。

　　在这一点上，方豪比较慎重，他在《马相伯先生事略》一文中，只说“马氏久奉天主教”，而不说究竟有多“久”，很含糊胶管张力器，却比较合乎历史。

　　战争结束了清帝国的禁烟史，也结束了欧洲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传统的尊重。1842年耶稣会重新来华负责江南教务。昔日照管江南教务的澳门教区的葡萄牙人，唯恐得罪清帝国而损害自己的世俗利益。

　　如今的法国人却极力逼迫清政府来扩展自己的“精神”利益。当然，1814年在欧洲重新恢复的耶稣会重返中国之后，最感兴趣的是如何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吸收信徒，并且急于迫使中国信徒放弃“异教”的文化习俗。

　　因此，马相伯身在耶稣会，要对本国政治做个旁观者也不容易。但马相伯的尺度，有一个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政治的现状是否对中国有利。

　　马相伯的传记，都提到他曾拒绝就聘为法国驻上海领事的翻译，理由是：“我学法国话，是为中国用的。”这种态度，不会得到耶稣会在华当局的赞赏，他们认为马相伯有“排外”思想。

　　其实马相伯的“为中国”态度，与晚清的中国一般士绅的“爱国”是有区别的。他不认为中国等于某一王朝，因而也不认为爱国必须忠君。

　　他在徐汇公学长期接受西方教育，通晓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英文等多种欧洲语言，除了学习宗教经典，还读了很多的西方哲学和历史的著作，深受近代西方的民主和人权的思想影响。

　　他后来总是强调在上帝面前人人权利平等，总是强调国家是个法人团体，从君主到平民都必须服从宪法，总是抨击“朕即国家、国家即朕”的专制思想，这都应该说是属于非中国传统的政治主张。

　　因此，马相伯和他的弟弟马建忠，在徐汇公学读书时，对于外籍耶稣会士往往表示十分反感。马建忠曾随马相伯一起入修道院， “以中外修士待遇不平而退出”，后来去巴黎留学，“有以白种人自傲者，必折之使服”；马相伯终于脱离耶稣会，也由于“他对外国 教士的不满意”（见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马相伯先生的 生平及其思想》等）。

　　既然在教会内部都难以忍受事实上的种族的或民族的歧视，那就更难怪马相伯对于本国的政治会用超越传统的眼光去看待，例如前述他对清朝和太平军的比较，便超越了传统的“忠君即爱国”“犯上即作乱”一类的观念，而把君民或官民是否平等作为尺度。

　　在他看来，有利于平民就有利于中国。从这一点来说，马相伯在早期作为中国政治的旁观者，已经开始显露他具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取向。他反对种族歧视，在有白人优越感的某些传教士看来，就是有“排外”思想。但他又“排内”铰接柱，也就是反对同国籍同肤色的社会内部的种种不平等，而同情受压迫受苦难的底层人民。这正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马相伯的一生的起点。

　　马相伯在宦海中浮沉多年，大半时间扮演的角色是幕僚，充当达官显宦的顾问或参谋。清代的幕僚或幕友，聘用与否和待遇如何都由官员个人决定，相对地说不受资格限制，但必须是名士或专业人才，特别是同聘用者有“关系”。

　　据说马相伯曾为县学生员。这是否事实并不重要。马相伯即使曾中秀才，这身份也并非做官的保证。

　　马相伯之兄马建勋，曾任淮军的粮道，即主管军粮的军需长官，同不少高级将领往来密切。马相伯在 1876年进入其兄密友、山东布政使余紫垣的幕府，正是“关系”在起作用。

　　山东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管辖范围，省布政使必须从事李鸿章所热心的“洋务”，兴办各种新式军事工业、民用工矿运输业以及办理对外事务。

　　马相伯饱受西方教育，通晓多种西方语言，自然成为余紫垣幕中最受器重的人才。据他晚年回忆说， 余紫垣在署山东巡抚（代省长）期间曾委托他处理布政使的日常工作。这事在清代官方记载中尚未发现佐证。

　　不过余紫垣曾经委派他担任山东潍县机械局的总办，则是可信的。这个“洋务”军火制造企业的局长，属于洋务派高官的幕僚亲信垂涎的“肥差”。

　　但马相伯却不懂做官的秘密，他把这个混乱的企业整顿得可以正常生产了，而在北京的上司却怎么也不相信他呈报的造价属实，于是他只好辞职铰刀修理平台。接着，他由李鸿章委派，再往山东调查矿务。先后在山东三年，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成绩。

　　另一个“关系”使马相伯成了外交官。1881年4 月，曾在清廷驻法使馆与马建忠同事、并交情甚好的“洋务”名流黎庶昌，做了出使日本国大臣，遴选马相伯任使馆参赞。马相伯抵日后，改任驻神户领事。但这年秋天，他回国看望病中的马建勋，便被李鸿章留住了，被派往朝鲜。

　　怎么回事呢？又是由于马建忠的关系。原来，马建忠赴法国，是由李鸿章选派的，一面任职于驻法使馆，一面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仅用三年，于 1879年居然获得博士学位。这是李鸿章门下荣获“洋进士”头衔的第一人。

　　马建忠在法期间，事事都要超过白人，不但学业要争第一，连付房租之类小事铰刀修理平台绞纲机组胶管张力器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铰接柱绞缆绞车复旦之父马相伯：百交流单相双线绝缘系统岁政治家的硬核救国史绞缆筒，都要同白人相争，这 虽使马建忠的房东太太气得发昏，却使“中堂大人”乐得拍手，认为马建忠替华人挣足了“面子”，“为外人所敬重”铰刀修理平台绞纲机组胶管张力器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铰接柱绞缆绞车复旦之父马相伯：百交流单相双线绝缘系统岁政治家的硬核救国史绞缆筒。

　　那时清帝国推行“洋务”的三大领袖，“湘系”的曾国藩已死，左宗棠已老，唯有李鸿章最具实力。他也确有所谓“现代化”的眼光，看到帝国 “自强”的出路，不仅需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及造船工业，还需要建设从采矿、冶金到交通运输等基础工业。

　　马建忠回国，立即建议兴建铁路，以为这是“洋务”的关键，而资金困难可通过借“洋债” 解决。这正搔到了李鸿章的痒处，因而更把马建忠看作奇才。

　　回国不到一年，三十五岁的马建忠，便被清政府列名为二品衔的驻外使节的候选人。当然李鸿章无意让马建忠离开他的幕府。他如此保举马建忠，是为了使此人能以高级官员身份代表他过问涉外军政事务。

　　马相伯受到黎庶昌的青睐，肯定使李鸿章不悦。贵州才子黎庶昌，早就名列“曾门四弟子”，跻身外交界则出于郭嵩焘的提携，属于湘系官僚。那时帝国驻外使馆诸官员，都由使臣遴选，也等于使臣的幕僚。马相伯赴驻日使馆任职，按照当时的官场积习来看， 就意味着湘系挖取淮系的人才。

　　马相伯回国探亲时，适值李鸿章派马建忠往南洋诸地与英国殖民当局办交涉，而感到“正缺人手”，所以一见马相伯便命他随同北上。

　　那时李鸿章名为大学士，但所兼北洋通商大臣，在体制上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胶管张力器。然而他只用一句话，便取消了由总理衙门批准任命的一名驻外领事职务，从现代眼光来看是难以理解的，却是中世纪式政坛的平凡小事，比这更古怪的现象不知凡几。

　　马相伯被李鸿章用一句话由外交官变成直隶总督府幕僚，又被李鸿章用一句话由幕僚变成帝国藩属的国王顾问。

　　原来朝鲜正受日本侵逼，李鸿章便出主意要朝鲜政府与欧美列强签约通商，借以制约日本，也就是“以夷制夷”。帮助实施这个对策的，就是马建忠。

　　1881年冬天马相伯随李鸿章到天津，朝鲜国王派来迎候马建忠赴平壤任顾问的专使已在等待了。李鸿章当即指着马建忠的这位二哥对朝鲜使者说：“他可以代眉叔（马建忠字）去走一趟。”于是，马建常（马相伯本名）便作为他的幼弟马建忠的替身交流单相双线绝缘系统，赴朝鲜担任国王的新政顾问。

　　关于马相伯在朝鲜的活动，除了他本人晚年回忆《一日一谈》外，直接作证的中文材料铰接柱，仅有马相伯亲笔修改过的两份文件底稿。奇怪的是马相伯既然作为帝国派驻属国的高级代表，在朝鲜的身份又是国王顾问，怎么清政府的官方文件，没有提到过他的姓名？

　　《光绪朝东华录》保存了1881——1882年李鸿章向朝廷报告朝鲜问题处理过程的多份奏疏，甚至这里面也只提马建忠而不提马建常，为什么？

　　通过多种记载的互相比照，我才明白其中奥妙绞缆绞车，那就是第一，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派往朝鲜的正式顾问是马建忠；第二，李鸿章指定马建常（即马相伯）前往朝鲜，确实让他充当马建忠的替身，就是说马相伯赴朝鲜任国王顾问，只是出于李鸿章本人的指派。

　　所以，他既然不是清政府正式任命的驻属国官员，也就没有代表宗主国干预朝鲜与列强之间外交事务的权力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在他任顾问期间， 朝鲜与美、英、法、德都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因宫廷政变而招致清、日政府都派兵干涉，代表清政府出面监督和处理的铰接柱，都是马建忠。

　　马建忠在这一系列外交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从清理历史事实的角度看，以高拜石《记丹徒马氏兄弟》一文，根据中、韩、日三方记载所作的陈述，最为可信，而其中便不见有马相伯出场。以往马相伯的传记研究，多半过分夸大或渲染了他在朝鲜“办外交”的作用。

　　这当然不是说马相伯在朝鲜没有起过作用。问题是有两个因素限制了他演好国王顾问的角色。

　　第一，他这个角色是李鸿章导演的，但李鸿章在 1882年3月突然因其母病逝而离职，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职位由淮系官僚张树声代理，这就使马相伯作为李鸿章个人意向的体现者的重要性大大减弱。

　　第二，他这个角色的活动舞台是朝鲜的宫廷，而那时朝鲜的宫廷政治状况，比宗主国还糟绞缆绞车。国王的生父李昰应被尊作大院君，利用国王年幼而专制国政达十年之久铰接柱，这时却由于他的权力据点被国王的正妻闵妃的家族一一夺去而恼怒不已。

　　美貌的朝鲜王妃很有政治手腕，她利用国人对大院君执政时期腐败政治和锁国政策的不满，声称也要办洋务新政，并以此获取宗主国主管朝鲜事务的李鸿章一派的支持。可怜的国王性格懦弱，夹在宠妻和生父的中间，不知如何是好。

　　马相伯正是在两派冲突日趋剧烈之时到达朝鲜的，正如他在《我与高丽》（见《一日一谈》）中所说的：“原来高丽政府分两派：一派以大院君为领袖，亲日；一派以闵妃为之魁，反日亲华。”他立即发现自己与国王一样，处在一个很不舒服的位置。

　　由于直接的记载缺乏，我们甚至说不清马相伯抵离朝鲜的确切时间。根据他晚年的回忆，他曾努力地想演好自己的角色，帮助朝鲜政府办理“新政”，甚至还主持训练新军。现存的一份《上朝鲜国王条陈》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呼吁朝鲜国王仿照日本的明治维新，从九方面进行内政改革，虽然意见并不新鲜，却证明他是忠于顾问职守的。

　　他与国王夫妇的关系都很好，曾建议闵妃送九岁的王世子去西方留学，以成为未来真能领导改革的国王。然而“高丽政府暮气已深，余虽拼命地卖气力交流单相双线绝缘系统，他们始终口是心非，敷衍搪塞。

　　举凡我所条陈的应兴应革事宜，开头时他们莫不一口应承，即时兴办；然而过了两天再去问他，则又喃喃然答道：‘容再商量’，于是百般计划都销縻于无何有之乡了！”与此同时，朝鲜宫廷政争的白炽化，使他的希望变成失望。

　　1882年7月，大院君发动军事政变，煽动不满于世袭权益被削弱的旧军人占领王宫，大杀闵妃一派并囚禁国王父子，还焚毁日本使馆和杀害日本教官。根据马建忠和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建议，张树声迅速派提督吴长庆率军入朝鲜，抢在日军之前，擒住大院君并恢复了汉城的秩序。

　　据马建忠日记（见《适可斋纪行》卷六），他在平叛后回国抵达山东芝罘，见到了马相伯，可知马相伯在政变期间回国避难。因此清政府在事后封赏平叛有功人员达四十余人，而不及马相伯，是合乎情理的。但马相伯显然在乱平后又回到汉城，只是角色有变化。

　　由现存《致朝鲜京畿道金宏集书》，表明他同朝鲜宫廷的友好关系已经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互相猜疑和争吵，他本人行动也必须受到吴长庆军的武装保护。这时是1882年冬至1883年春。既然没有“新政”可以帮办了，他留在朝鲜还有什么必要呢？

　　值得注意的是吴长庆部下一名小参谋，非但在汉城叛乱中初露头角，由中书科中书升任同知（副知府），官升五级，还捅了马相伯一刀，向吴长庆密告马相伯在官舍狎妓。

　　事情被证明乌有， 他又联合另一名幕僚张謇（后来成为中国著名企业家）替吴长庆划策攻击马建忠，说大院君政变后朝鲜政府被迫同意向日本赔款及同意日军驻汉城，都是马建忠“任性妄为”的结果，于是清廷中权力者借机整了一下李鸿章和张树声。

　　据马相伯说，这名年轻无赖，起初正是由他向李鸿章推荐，才实任驻朝鲜商务委员，从此脱出穷困潦倒境地的铰刀修理平台。此人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袁世凯。

　　于是胶管张力器，马相伯只好离开朝鲜，重返李鸿章的幕府。据《一日一谈》，马相伯在1883年回到天津，仍然要求李鸿章及早决定保全朝鲜的对策，谁知李鸿章竟说：“大清国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寿命，何况高丽！”

　　马相伯因而说出了一个常被引用的判断：“中国者，放大之高丽，而高丽，即具体而微之中国也。”

　　马相伯和马建忠真是难兄难弟铰接柱。他们参与朝鲜事务，以不同身份替清帝国出了力气，却都没有得到报偿，反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猜忌与攻击。他们刚从这里脱身，又双双卷入了招商局事件绞缆绞车。

　　招商局即“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发起创办的近代化企业，属于官商合办的航运股份公司。然而晚清的所谓新式企业，无论是官办还是商办，都极难实行工业化世界的经营原则和管理制度。官办官僚化，商办家族化，而中世纪式的官僚体制，本来是家长专制的延伸。

　　所谓官商合办或者官督商办的企业，没有了家族式的商办企业那种由业主切身利益而导致的潜在危机感，控制者更以损公肥私为能事。招商局成立十多年，经营的扩展与亏损的严重恰成正比。

　　它的总局设在上海，而分局遍布内地、香港和南洋各地，拥有轮船二十多艘，由于主要承运政府漕粮而货源稳定，却每年需要政府补贴白银八十万两左右，才能勉强维持公司生存。

　　李鸿章是官场老手，深知招商局办不好铰刀修理平台，根本原因在内不在外，但苦于没有熟悉西方企业管理的能干人才，去对它进行整顿。马氏兄弟在朝鲜出了力而备受攻击，显然是代他受过。

　　尤其是马建忠，刚被清廷表彰援朝有功，紧接着便奉旨查处是否有出卖朝鲜的嫌疑，这更使李鸿章不安。1884年，李鸿章任命马建忠为招商局会办（副总裁，以往研究者都说是“总办”，即总裁，马相伯晚年也屡作此说，不确），主持全局业务，并派遣马相伯前往国内主要分局检查财务，应该说兼有整顿招商局和重视马氏兄弟的用意。

　　马相伯的调查结果是题作《改革招商局建议》的给李鸿章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只留下残稿。方豪说它作于1885年，不确切，因为 1884年8月李鸿章已被迫上长篇奏折，替马建忠在招商局事件中的行为辩护。

　　原来，1884年7月，中法战争的炮火从越南蔓延到中国本部。法国侵略者的炮舰，要封锁长江口，阻断招商局的漕运出路，并且扬言要劫持招商局的海轮。这使招商局的董事会感到惊慌。于是在马建忠的主持下商定，不妨按照国际惯例，把招商局全部产业转移到美商旗昌洋行名下，用外资企业名义继续营运，条件是事定后由中方以原价收回，但给美商以丰厚的“好处费”。

　　不料这一决定传到北京，在清廷内立即引起一片谴责声。谴责者有的是坚持一概排外的守旧大臣，有的是嫉视洋务新政的清流党人，更多的是觊觎招商局这块肥肉的达官贵人。

　　他们的矛头共同指向马建忠，眼光却共同盯住李鸿章。他们通过总理衙门，用传达圣旨的名义，要求李鸿章供认从这笔交易中捞到多少好处，但旗号是捍卫帝国主权。事态如此严重，以致在北京官场中，把马建忠称作“小汉奸”，那意思即李鸿章是“大汉奸”胶管张力器。

　　在晚清很少有贵胄大臣能同李鸿章相比，一大原因就是凡真心实意替他办事的助手，都不必因他称道过自己是他的左右手而危惧，因为知道他不会在困境中效法壁虎断尾。

　　果不其然，李鸿章是否事先了解马建忠“出售”招商局的决定铰刀修理平台，虽经马相伯晚年再三回忆仍难以确认。例如马相伯于1932年向凌其翰口述的《六十年来之上海》，曾说马建忠“奉了李鸿章的命，去和旗昌洋行商量”，“其实这是李鸿章的急智”。

　　但1935年的口述回忆录《一日一谈》则说：“李中堂在天津听说，我们把招商局轮船押给旗昌洋行了，莫名其妙，打电报来叫老三（马建忠—引注）去，老三不能分身，遂叫我到天津去告诉李中堂，为什么要押船的理由，中堂这才放心。”

　　但无论李鸿章事前知与不知，他是了解马建忠此举，对中国权益，利大于弊的。今存李鸿章为此事上皇帝书，就证明他承担了授权责任。不待说，他也明知当时外交纠纷层出，清廷离开他还不行。

　　那班因反洋务而暂时结盟的势力当然不甘罢休。1884年9月有道上谕，说是“现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需人”，要求李鸿章立即密令“熟悉洋务”的马建忠赴京引见铰刀修理平台。

　　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这时清流党主要人物黄体芳已多次上疏控告马建忠是“洋夷奸细”，非处死不可，而当时北京刑场菜市口的摊贩们，甚至纷纷收摊等待观看刽子手杀马建忠的头。

　　但马建忠到了北京，又奉旨说皇帝取消接见，命他即返天津。这使仇洋排外的官僚和市民都很失望，也可见马建忠和马相伯在当时承担的风险绞缆绞车。

　　1885年6月中法战争终于以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在天津签订和约而结束。马相伯再次作为其弟马建忠的替身，出面同美商旗昌洋行谈判，在1886年正式收回招商局的主权。有趣的是这个旗昌洋行， 不久便因过度亏损，而将产权卖给了招商局。

　　就在中法战争结束后四个月，1885年10月，帝国政府决定把台湾府升格为行省，任命淮系将领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是马建勋的朋友，得知马相伯的行踪便邀他赴台湾，很明白是为了替亡友的兄弟谋出路，但马相伯不领情。

　　虽然武夫出身的刘铭传在台湾很重视文治，马相伯仍以为他旨在沽名钓誉，挖苦地说刘铭传保荐自己“学贯中西”，无非是因为自己陪他下围棋输多赢少的缘故。

　　在赴台前，马相伯路过香港至广州，曾向两广总督张之洞献策，主动设置九龙为商埠，建筑由广州通往九龙的铁路，作为对外贸易的通道。可惜张之洞缺乏较开阔的近代化眼光，也许还夹带着清流党人对信洋教者的成见，没有理会马相伯的建议。

　　马相伯从台湾返回天津，又向李鸿章重提开辟九龙为商埠的建议，深得李鸿章赞赏。然而李鸿章又因广东是张之洞总督的辖区，不便出面，以免碰总理衙门的钉子。英国殖民者倒是很快发现了九龙的商务战略地位而予以吞并，并迫使清政府同意兴筑广九铁路， 从而使香港成为南国对外贸易要津。这是马相伯终身引为“恨事” 中的一件。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马氏兄弟说动了李鸿章，可以向美国贷款，设立银行，不仅解决兴办海军所缺乏的经费，还可以为各项新政提供经费。李鸿章决定派遣马相伯赴美国筹集资金。这事不见于清代的官方记载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

　　然而马相伯晚年的多次回忆，如陈乐素于1930年笔记的《相老人八十年之经过谈》，前引《六十年来之上海》《马相伯国难言论集》，以及1937年刘成禺的《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钱智修的《马相伯先生九十八岁年谱》等，都述及此举。以后更得到马相伯早先“家书”手稿的印证。

　　因此，下述马相伯的回忆应属可信。他说，李鸿章原定的借款数额是二千五百万两银子，没想到他抵达美国，不仅受到国宾待遇，还抵挡不住美国投资者的热情。

　　短期内就有二十四家银行愿意向清政府提供巨额贷款，总金额竟达五亿。吃惊的马相伯打电报请示李鸿章，不料回电显示，李鸿章更被吓坏了，就是“办法甚当，而朝议大哗，舆论沸腾，群矢集我铰刀修理平台，万难照准”交流单相双线绝缘系统。

　　不过这事仅见于马相伯晚年的回忆，而回忆的相互记载有出入。譬如说借款的金额，“家书节录”第六十五函，说是赴美“拟纠合华美银行，一席酒后，便得二万万有五千美洋”。此函约作于1918年美军抵欧洲参加对德作战之后。但后来他的回忆，却说是商定借五亿两。

　　但无论如何，他在1885年赴美筹借到的款项，数额太大而条件优惠，致使清政府的官僚们转而怀疑李鸿章是否与“洋鬼子”暗中做了权钱交易，结果吓得李鸿章不敢接受，应该也是事实（说是“应该”铰刀修理平台绞纲机组胶管张力器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铰接柱绞缆绞车复旦之父马相伯：百交流单相双线绝缘系统岁政治家的硬核救国史绞缆筒，是由于还没有找到当时中美官方记载作证），否则他不会记忆如此深刻。

　　因而马相伯一再说他当时进退维谷，也应该是可信的。主动提出贷款，人家积极响应，突然又不守协议，怎么向美国投资者交代？

　　于是饱受西方教育的马相伯，只好求助于中国传统计谋的最后一招，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着”。他先装病不见客，随即悄悄溜出了美国，至于天真的美国人是否因此觉得中国人不讲信用，他就顾不得了。

　　这个贷款事件无疑给马相伯以很深刺激。他有次重忆此事，便说：“清季外交的失败，半由于满廷官吏懵然于国际情势，应对无方，动辄得咎，至于清季外交界之腐败无常识，举动荒谬，腾笑列邦，实在罄竹难书！”这是来自经验的沉痛概括。所以他狼狈离美之后，没有直接回国，却去漫游西欧。

　　他到过伦敦、巴黎，又跑到罗马，在梵蒂冈晋见过教皇利奥十三世。他那时还没有重返教会，是否他曾钻研神哲学，因而引起号称最后一名老托马斯主义者的利奥十三的晤谈兴趣，还不清楚绞缆绞车。这是他毕生唯一的一次欧洲行，没有肩负政治使命，却有可能在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实际比较中从容思考。他究竟由这回“行万里路”得到了怎样的教益？

　　他在晚年也曾零碎地谈起。例如他在英国曾参观牛津、剑桥等名校，对于英国因袭欧洲大陆传统，重视古典文化教育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巴黎考察法国民俗，发现中国布帛瓷器仍深受法人喜爱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因而感慨中国的政府与商民都不懂改良工业和外贸方法，否则必能占领海外一部分有利市场。

　　他曾据亲身见闻，盛赞拿破仑的“军事天才”，也在批评拿破仑第三侵略中国的同时， 指出此人的政治的军事的才能“实在也不可厚非”。此外可能还有别的思想收获，但由于缺乏资料交流单相双线绝缘系统，我们不知道铰刀修理平台。我们只知道，他在1887年自欧洲返华，在政治上曾销声匿迹了好几年。

　　这以后清法、清日战争相继以失败告终。就在两次战争之间，1893年，他的妻子死了。1895年李鸿章被迫代表清政府，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使中国蒙受了巨大耻辱。马建忠作为随员目睹了屈辱和约的谈判过程。正在这时铰刀修理平台绞纲机组胶管张力器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铰接柱绞缆绞车复旦之父马相伯：百交流单相双线绝缘系统岁政治家的硬核救国史绞缆筒，他的母亲又去世。据说是接受母亲的临终劝告，他重返教会了。但谁知道他们联袂“退隐”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对清帝国统治的失望呢？

　　马相伯再次现身于政治舞台，已在十二年后。这回他扮演的角色，已不再是清政权中一个派系领袖的秘书或参谋，而是清政权的一个反对派别的名义领袖。

　　这个反对派别，就是1907年10 月中旬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政闻社”。他应这个君主立宪派团体的组织者梁启超的邀请，前往东京就任政闻社的“总务员”，相当于政党的。次年初政闻社总部迁到上海，同年 8 月 25 日被清廷查禁， 十天后宣布解散。马良（马相伯名）共做了十个月的总务员。

　　很奇怪，马相伯的晚年似乎把这段经历忘记了。根据他的回忆串联而成的若干传记，如夏敬观的《马良传》、张若谷的《马相伯先生年谱》等，或只字未提，或说他1907年东渡日本是为了平息那里的留学生。

　　即如方豪，搜集马相伯的文稿信件虽多，也多次以讹传讹，直到晚年修订的《马相伯先生事略》，才予以订正， 但依据的似乎只是赵丰田对张若谷所作《年谱》的一段批评，也没有得知丁文江、赵丰田编纂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已有政闻社始末的详尽资料，更没有查阅1907至1908年的政闻社的机关刊物《政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等资料。这里有必要就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一番简要陈述。

　　马相伯初识梁启超是在1896年。这年8月梁启超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结识了仰慕十年的马建忠，也结识了马相伯。

　　那时梁启超只有二十四岁，而马建忠四十八岁，马相伯则已有五十七岁。他们很快成了“忘年交”。马建忠的名著《适可斋纪言》《适可 斋纪行》，在这年结集，便请梁启超作序。而梁序盛赞这两种著作， “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甚至说如果帝国当局早用其言，则清法、清日战争的耻辱结局就不会有了。

　　马氏兄弟对梁启超都十分赞赏。《时务报》是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改革派人物联合创办的民间刊物，一出版就风行全国。

　　其中梁启超的论文最引人注目，他很快成了维新运动的舆论明星。但马相伯又很惋惜梁启超对近代西方政治文化的认知程度肤浅铰刀修理平台，以为他应趁年轻学好一种欧洲文字，不该太早卷入实际政治，并因而责备极力扶植梁启超问政的黄遵宪是孔子早就指斥的子路那样的冒失人物，所谓“贼夫人之子”，在年轻人学业没有成熟前便急于让他从事政治活动，不是爱护他而是戕害他。

　　于是梁启超决定学习拉丁文，而马建忠也自愿充当义务教师。从这时起，梁启超只要在上海，便与康门弟子麦孟华等，每晚前往马宅学习拉丁文，当然也纵谈时事胶管张力器。

　　也由于马氏兄弟的介绍，梁启超相继结识了徐建寅、严复、盛宣怀等一大批所谓洋务名人。因而，严复译述的《天演论》， 即自称达尔文的“咬狗”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中文改编本，还没有出版就已被梁启超读到。

　　严复借此书宣传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别是那个“天演”公例，所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迅速被拥护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维新变法”和后来的“排满革命”的哲学指导，也同梁启超的努力介绍有密切关系。

　　有趣的是马相伯作为天主教徒，经常表示反对猴子变人的进化论，但他去世前也与赫胥黎用了同一譬喻，说是：“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谁都知道中国人的传统是鄙视狗的，将人称作“巴儿狗”“走狗”等意味着侮辱，而马相伯居然自比为狗，岂不是赫胥黎的理论早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则佐证？

　　马氏兄弟似乎都没有直接参与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物的“变法”宣传活动。但据《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等记载，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曾请中国驻法使馆向天主教的江南主教转达一项要求，即同意马相伯出来主持新政拟办事业之一的译学馆。据说马相伯表示同意，但要求清政府将译学馆设在上海，并延聘徐家汇的耶稣会士襄理馆务。

　　1898年的政变，使支持改革的光绪皇帝成为慈禧太后手中的囚徒，也使康有为、梁启超成为长期流亡海外的保皇党领袖。

　　马氏兄弟没有受到政变的株连，但马相伯筹设译学馆的活动，刚开始便告终。紧接着北方闹起了义和团。八国联军侵占北京，逃亡到西安的慈禧太后被迫起用李鸿章主持“和议”。

　　李鸿章途经上海绞缆绞车，立即要求马建忠再度担任他的外交助理。马建忠冒暑翻译文电绞缆绞车，突然病逝。一年后即1901年，李鸿章也在同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后去世。马相伯真的孤立了。

　　但在上海的新派朋友没有忘记他。应蔡元培的要求，马相伯接受了南洋公学的一批学生，开始从事世俗教育。由教授拉丁文为起点，而扩大设置震旦学院。

　　1903年他又同情震旦学生中反对欧洲教士强迫遵守教规的那些青年，支持他们另办复旦公学并出任校长。这就是后来的复旦大学。它的头几届学生中，曾经出了如于右任、邵力子那样的著名政治家，也曾经出了如陈寅恪那样著名的学者。与此同时，他在上海还相继支持建立了大同大学和几所女校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

　　梁启超在1898年秋天逃亡海外以后，成为康有为创办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即俗称保皇会的二号领袖。但老师康有为虽懂得把皇帝作为吸引海外华侨资金建立公司的信托，经营却并不顺利，他在美洲的投资，非无效即失败。

　　相反学生梁启超在日本的事业倒是相当成功，他主编的《清议报》仍然在国内秘密流传，他的朋友如唐才常等仍然在国内积极活动。

　　1900年八国联军把慈禧太后及其朝廷赶出北京以后，国内一批改革派名流聚集上海，举行“国会”，讨论中国的前途等问题。

　　这是他们要求中国实行议会民主的一次预演。接着上海国会的组织者唐才常便在武汉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起义，这次打着保护光绪皇帝旗号并使唐才常丢了脑袋的起义，同上海国会一样，幕后导演都是梁启超。

　　马相伯没有参加国会，也没有证据表明他这时仍和梁启超有直接联系。有的传记说梁启超在1902年曾再次跟随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如方豪在台湾《大陆杂志》发表的《马良先生事略》），是没有根据的。

　　不过梁启超仍在关注马相伯的动向，则是确实的。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题为《祝震旦学院之前途》的署名文章， 热情称赞马相伯创办这所专以研究人文学科为目的之私立学校，给中国青年“广求新知识于世界”提供了基础教育。

　　这以前，即1902年，清政府已迁回北京。自感“纸老虎被拆穿”的慈禧太后，急于向列强表示她对支持义和团排外行为的忏悔，接连颁布了一系列许诺“维新”的诏书。

　　马相伯于是打破政治沉默，强调说要洗刷列强“夺我疆土，凌我黎民，占我政府，拒我使臣”造成的国耻，然而“中国若不图强则已，苟欲图强铰接柱，必以开铁路为枢纽”。

　　马相伯将发展铁路事业看作“转移国是”的最大关键，强调“以中国财，办中国事”。在20世纪初，铁路由政府作主交给外国人办，还是由地方绅商集资自办？这一直是帝国当局和地方士绅争执的焦点。

　　为了“保路”，形成了地方议会的雏形，并进而要求清廷实行立宪以限制统治者的专制权力。所以，马相伯从主张铁路经营自主权出发，成为江浙士绅敦促清廷实行君主立宪的活跃人物，就是合乎逻辑的。

　　在1898年10月逃亡海外以后，梁启超很久拿不定主意，是继续追随康有为“保皇”呢，还是同孙中山一派合作“逐满”？

　　他的摇摆的中止，却是双重的后退，既公开反对“排满革命”，又暗中脱离“保皇”即反对慈禧太后的立场，就是说要成为合法的反对派，促使这个政权由君主专制和平演变为君主立宪。

　　1906年9月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名义通告全国“预备立宪”，梁启超迅速作出回应，说服康有为同意把保皇会改名为“国民会”。对于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满洲特权阶层来说，这个政敌化作盟友，甚至更可怕。因为梁启超的策略很明显，就是要利用他们的“立宪”许诺，设法弄假成真，那代价当然是皇室权贵的世袭特权必须受到愈来愈多的制约。

　　然而马相伯显然赞许梁启超的转变。1907年夏末他给英华即英敛之的《也是集》作序，大谈立宪，没有只字提到梁启超，但劈头便强调实行立宪是举世公认的“国民权利”，“故我国不言立宪则已，言立宪而不虚心‘预备’，言‘预备’而不实力奉行”，就和不讲民权的野蛮民族或殖民地没有区别。接着马相伯针对满洲亲贵替慈禧太后的假立宪诏书辩护的三大理由，逐点予以驳斥。

　　第一他们说诏书所以不规定立宪的“预备”期限，是因为人民的程度太低，需要时间训练人民怎样实行宪法。马相伯说：错了，人民的权利观念差，正是暴虐政治的恶果；立宪本身就是明确人民应该具有的权利和义务，因而“宪法亦能造国民”；借口程度不够而继续褫夺民权，无非要使人民永做奴隶。

　　第二他们说制定宪法有西方先例可以仿行，政府完全能够胜任，用不着通过普选召开议会。马相伯说：又错了，Constitution 的原意就是“共立”（共同构造），人民只有选举能够表达自己意向的代表参加制定和修改宪法，才能保障应享的权利和明确应尽的义务。

　　第三他们说立宪既是政府的事，更用不着报馆说三道四。马相伯仍然说：错了，报刊和议会都是沟通民意、监督政府的机构，都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只是一在民间，一在政界，相辅相成；拒绝实行新闻自由与拒绝实行议会民主一样，都是要使人民在政治上继续充当盲人、聋人和哑巴。

　　以上驳论，假如与梁启超在1906至1907年发表的言论对照，可以见到马相伯的见解不但相符，而且表达更简单有力。

　　不过马相伯应梁启超的邀请，于1907年12月中旬由上海抵达东京，就任政闻社总务员铰接柱，则是明白地是为了帮助梁启超摆脱困境。

　　原来，政闻社筹备已近一年。筹备过程困难重重。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主要策划人杨度，先同意与梁启超合作，又中途翻悔。原保皇会首领康有为早已声名狼藉，梁启超若要自任政闻社，一则必然冒犯康有为的权威，二则他仍是清政府通缉的国事犯，出任必定妨碍新党取得合法地位，三则是自从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结果是反对“排满革命”的《新民丛报》被迫停刊。

　　梁启超历经辛苦，总算在1907年11月在东京正式举行政闻社成立大会。岂知同盟会的著名斗士张继、陶成章等率领大批留日学生冲击会场，大打出手，连梁启超也在逃跑中挨了耳光。

　　显然迫于内外压力，梁启超急中生智，想到要求学贯中西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德高望重的六十八岁老人马相伯出面帮助他渡过难关。那时马相伯正与上海一批士绅为了争取铁路民办权而忙得不可开交，但立即同意前往日本。可以想见梁启超多么感激。

　　“此公之持积极主义，其勇更逾吾辈”，“已承许以全力担任社务，此真吾社前途之最大之幸福也”，如此等等见于当时梁启超兄弟的私信，可知他们真是把马相伯看作政闻社抓到的一张王牌。

　　然而马相伯既非保皇会元老，又非政闻社实际组织者，临时被梁启超拉出来充当“总务员”，也只能享有虚名胶管张力器，是不消说的。梁启超决定将政闻社总部迁至上海，一个理由是希望使马相伯成为“实际的总务员”。问题是他也无法控制他的同事们各行其是，于是马相伯只可能充当名义领袖。

　　不过马相伯加盟政闻社，也使这个组织增添了活力。马相伯东渡日本后，曾以政闻社总务员的名义发表长篇演说。他自少年时代便学习古罗马西塞罗的辩论术，似乎在年及六十八岁时才得到充分发挥绞纲机组。

　　他的这次演说，经过梁启超的记录润色，刊登于《政论》上，曾给革命派以很大震动，致使《民报》总编辑章太炎不得不亲自撰写《驳神我说》的长文，专门破除马相伯论证君主立宪有理的哲学依据。

　　而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读到这篇演说，见到其中“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二语，不禁击节赞赏，叹为“中国第一名演说家”铰刀修理平台。然而最令梁启超得意的绞纲机组，也许正是马相伯的加盟，使成员日益增多，甚至吸引了现职官员入社。但也许“福兮祸所伏”吧，正是担任清政府现职官员的一名社员的冒失行为，毁掉了政闻社好不容易取得的半合法地位。

　　此人名叫陈景仁，是清政府法部主事，忽然在 1908年7月以政闻社成员名义发电报，要求清政府在三年内召开国会，而且指名要求清政府将考察大臣革职问罪，惹得慈禧太后大怒，除了将此人革职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还以“阴图煽乱，扰害治安”的罪名，查禁政闻社，并下令通缉该社成员。政闻社被迫宣布解散，马相伯也就失去了他的名义领袖地位。

　　就在政闻社被禁的同月，清政府颁布了各省谘议局及议员的选举章程，次月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在1909年10月成立的江苏省谘议局的议员名单中，没有马相伯，是可以想见的。但这并不表明他在清末立宪运动中丧失了影响。相反胶管张力器，由于专制国政长达四十六年的慈禧太后，已在1908年11月与光绪皇帝同时死去，帝国政府的控制力越发削弱。

　　摄政王的政府被迫屈从各省谘议的联合压力，于 1910年10月举行了“资政院”的首次会议。这个资政院名为预备立宪的咨询机构，实则颇似法国大革命前的“三级会议”，二百名议员半由钦定、半由民选。马相伯的姓名便出现在江苏省谘议局推选的民选议员名单中间，那时他又已回到复旦公学担任校长。

　　这个资政院的活动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至今仍缺乏详密研究。我们知道它存在的一年多里有两件事引人注意，一是迫使清政府把预备立宪的限期由九年改为五年，二是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推举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以同南方革命军议和。然后它就和清帝国一起在历史上消失了。

　　至于马相伯作为资政院议员起过什么作用，同样不清楚，但他似乎没有出席这年 10月推举袁世凯组阁的会议，因为接着他的名字就出现在江苏军政府的成员中间。

　　1911年10月革命，使清帝国的统治体系发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只有一个多月便有十四个行省宣布脱离清帝国而独立。

　　11月初上海、浙江、江苏在三天内相继独立，并迅速组成江浙联军攻克南方政治重心南京，给清帝国的打击最重胶管张力器。独立后的各省军政府代表立即决定把南京作为拟议中的中华民国的临时首都。这个临时首都的第一任市长即南京府尹，就是由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委派的马相伯。

　　那时中国的南北双方仍然处在战争状态。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已在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但新独立的各省还是联而不合，各行其是，新旧地方势力为了争夺军政权力闹得混乱不堪。

　　孙中山只做了四十四天临时大总统，便宣布辞职，让位给表示赞成共和的袁世凯。紧接着就发生首都所在地的争论。南方政府组织的参议院，被迫同意首都仍然设在北京。

　　我们不知道马相伯做了几天南京“市长”。关于这段历史，马相伯本人记忆最深的，则是“和几百个鸡毛帚周旋”——那时的革命军将领的军帽都插着一朵白色翎毛，因而马相伯戏称他们是“鸡毛帚儿”。他说，那时云集南京的新式将领们互相争功大闹都督府， 只好由他出面泼冷水。

　　他的说辞详记于《一日一谈》两则文字中， 未必就是当时的原话。然而他指出“革命”为什么，为国家为民族呢，还是为自己而“自居革命的功臣”，却符合当时南京政府面对的实情。但除这事以外，马相伯还办过哪些事情，至今也不清楚。

　　我们只知道民国成立后，他的职位已变成江苏都督府的外交司长，并由今存的一份布告《劝勿为盗》，得知他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还在代理江苏都督，代替原来曾任清朝江苏巡抚的程德全担任革命后的省军政首脑。

　　马相伯的传记作者们都很重视他的这份布告。的确，这位已届七十三岁的代理都督，在布告中既表达了他对专制君主的憎恶，也表示了他对民主政治的渴求。“专制之君，可以领土为私有；专制之官，可以所辖为私有。”现在是“民国”了，一切官员都应该成为“大众的公仆”，因而没有各级议会的决定，任何政府官员都不能假公济私，把属于人民的公产的土地随意处置。

　　但传记作者们都忘记指出，这种孟德斯鸠式的政治见解，只对一个人有约束力，此人就是马相伯自己。那时的“革命”，已经显示有军就有权，有权就有法。此老居然对这班只知道中世纪的权力即法律原则的新旧官僚军阀，讲什么“三权分立”，岂非如同聋子对话吗？于是马相伯不得不下野。

　　他何时卸任江苏代理都督，同样不清楚。不过不会迟于民国二年，因为这一年马相伯已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聘请，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虽然很快辞职，却是由于就任高等顾问的缘故。

　　袁世凯与马相伯是三十年前在朝鲜的故交。马相伯一直讨厌袁世凯， 但袁世凯没有忘记马相伯，不消说是觉得这位德高望重的耆老对他仍然有用。1913年袁世凯以大总统的身份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特别在各省各部选派的成员之外，指定八人列席，其中就有马相伯。接着马相伯就获得了袁世凯赏赐的一连串头衔，除高等顾问以外，还有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议员、平议院平政等。

　　假如不抱成见，我们考察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历任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史，则不能不惊异当年鲁迅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这中间唯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较对稳定统治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一个不如一个。

　　革命如章太炎，保皇如康有为胶管张力器，善变如梁启超，守旧如王闿运，叛变如刘师培，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加上有天主教背景的马相伯，诸如此类在信仰和政见方面绝不相同的人物，袁世凯居然都能容忍乃至利用，确实比他后起的段祺瑞、蒋介石高明。

　　在袁世凯企图利用而没有驯服的名流中间，马相伯既不如甘作囚徒也不屈服的章太炎，也不如表面顺从实则反袁的梁启超，甚至不敢像康有为、王闿运那样给袁世凯造成尴尬。由此可见他在政治上至多不过具有中国传统所谓的“中人”素质。

　　然而中国传统所谓的“中人”，本来指个人选择可上可下。马相伯尽管不敢在政治上公然反对袁世凯，有两点却表明他不愿与袁世凯同流合污。

　　袁世凯在清帝国危难之际出卖清政府，利用南方政府没有站稳脚跟，由帝国总理大臣而变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由临时大总统而变为正式大总统。下一步就必然如日本诱使他签订全面出卖中国主权条约的使者所说的，“愿贵大总统高升一步”，不消说就是由总统变为皇帝。

　　马相伯不是政治“鸟人”，没有落入正在得势的权力者的门庭，也许同他憎嫌袁世凯有关，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恪守自己的政治信念。

　　中国俗谚有“七十老翁何所求”的说法铰刀修理平台，但清末民初年逾古稀的老人为了保全身家性命而向袁世凯上书请求他“帝制自为”的事例多得很。

　　这时马相伯虽然不敢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但第一他坚决反对把“孔教”作为“国教”，第二他不理袁世凯要求学术依附政治，而为建立独立的中国人文科学院即“函夏考文苑”而奔走吁求，这正表明他在困境中“取法乎上”的一贯态度。

　　关于反对把孔教作为国教，留下了1916年马相伯写作的很多文章，需要略加陈述。

　　这些文章至少有十篇以上，集中讨论宪法中应否规定国教的问题。马相伯坚决反对宪法规定把孔教作为国教。由于他的家族和本人的宗教信仰背景，人们很容易认定这种意见是天主教徒的偏见。

　　马相伯确实有宗教偏见，他宣传宗教的论说，在教外人看来可以理解而难以苟同。但他对传统的儒学倒没有晚清在华传教士那种常有的偏见，而是如晚明的利玛窦、徐光启那样，对儒学抱着尊重而同情的态度。

　　我不能判断马相伯的神学造诣的深浅，却可以指出 他的传统儒学修养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贯通。他熟读过《四书》，时常引用其中所载的孔孟言论，但只是以王阳明式的态度拿来为 “我”所用，就理解的全面性来说不如徐光启。

　　他也读过中国史著，时常引用历史的典故和名人的言论来支持或反对某种政见。但他最爱引证的是《墨子》《公孙龙子》等古籍中的哲理，而他服膺的历史名人，首先是北宋的苏辙，其次是唐代的陆贽。而墨家、名家都曾与儒家辩难，陆贽、苏辙等人在中世纪也不算是儒家学者，正如他引用最多的古罗马政治家季宰六（Cicero，今通译西塞罗）并非基督教圣者一样。

　　尽管如此，马相伯仍有资格从学术和历史相结合的角度批评孔教论，因为他的主要对手康有为及其门徒、孔教会总干事陈焕章，一个是坚持复辟亡清帝制并成了历史伪造者，一个是 中西学问都不通而且言行荒诞更胜过其师。而马相伯从捍卫民主政 治和信仰自由的角度胶管张力器，反对把孔教定为国教，并且同批评袁世凯以国家元首身份主持祭孔大典一事结合起来，更使他在这场政治争论中处于有利地位。

　　这一争论并不新鲜。还在清末，革命和保皇两派的报刊，已就所谓孔教问题吵了十年。新鲜的是康有为、陈焕章等组织的孔教会，在民国既建后非但旧案重提，要求政府定孔教为国教，而且将它同民主共和制是否适合“国情”的问题联系起来。

　　孔教会的总会长康有为坚持宣称民主共和不合中国的“国情”，并且与名誉会长、一个连《三字经》都没读完的文盲将军张勋一样，都拒绝剪辫子以表示他们的意向在于恢复清帝国铰刀修理平台。然而他们的复辟君主制的喧嚷铰刀修理平台，同样投合袁世凯的心意。

　　于是袁世凯在重用张勋大杀南方革命党人的同时，任命孔教会主任干事陈焕章做顾问，并在把孙中山一派再度赶到海外流亡以后，亲率政府文武百官举行祀孔典礼，那就不奇怪了。

　　马相伯本来在专心筹办“函夏考文苑”，这时也忍不住了。现存他亲笔拟订的《考文苑名单》，就有一条附注，指名把“说近妖妄者”三人排除在未来的科学院院士行列之外，其中就有康有为和替袁世凯设计祭天祀孔仪式的夏曾佑，另一人则为治学善变出名的廖平。

　　但马相伯憎恶廖平的理由，显然在于廖平曾应邀出席孔教会第一次全国大会发表主旨演讲，所谓“孔经哲学发微”。1914年9月袁世凯主持祀孔仪式前后，马相伯又公开发表《一国元首应兼主祭主事否》一文，批评袁世凯不该违反民国“约法”，否定不同种族、阶级、宗教的人民一律平等。文章写得很隐晦，一个原因就是马相伯仍在北京处于袁世凯的密探监视之下。

　　1915年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掠夺中国大量主权的秘密条约“二十一条”而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把中华民国改成的锣鼓就公开敲响了。这年10月袁世凯迫使参政院通过法令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以后帝制复辟“合法化”。马相伯身为参政院议员，当然是出席参政院会议的。

　　方豪曾在《马相伯先生文集》所收《民国民照心镜》一文的“编者按”内，说“袁世凯称帝时，其徒党曾伪造先生赞成之说，但先生此文上、中、下三段中，皆痛斥袁氏，读者可以恍然矣”铰刀修理平台。可惜方豪这个辩解靠不住。

　　第一此文作于1918 年铰接柱，那时“袁皇帝”已死去两年，受到举国痛斥，马相伯骂得再凶也无妨。

　　第二马相伯作《说》一文，据方豪说是 1916 年所作，然而此说内容分明显示它是马相伯在参政院讨论《组织法》时的一件提案，其中第五项提出“大会所议之事，假令大会而欲改共和为君主制，可乎？”

　　马相伯说可以的，既有比利时的先例，又有英国君主制可参照。尽管他把英国国王说成等于中国总统是为了把帝制复辟后的君主限制为“虚君”，但他确在参政院和国民代表“全体”赞成君主立宪时都没有投反对票，则并非袁党伪造的事实。

　　据方豪说：“袁世凯欲称帝，先生力争不听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密探已周布寓宅，乃化装买菜老家人，带一竹篮，逃出北平。”（《马相伯先生的生平及其思想》五）这很有传奇色彩，可惜至今也得不到旁证。当时在北京曾化装逃出袁世凯控制的，成功的有两人铰刀修理平台，即后来发动讨袁战争的蔡锷和他的老师兼参谋长梁启超；大骂袁世凯而企图出京不成功的有一人，即缔造民国的元老之一章太炎。没有任何记载说到当时马相伯也曾有这样的壮举。

　　马相伯在八十岁后曾多次回忆他的生平，无疑都是珍贵史料。然而老人往往记忆不清，回忆生平时又往往遗漏自身经历之外的真正大事，因而提供的材料可以供历史研究参考，但必须“征而后信”，就是说没有相应的直接记载作为佐证，则不能轻信。

　　例如《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回忆李鸿章之死，说是李鸿章在1901年与列强签订和约后，每有新政建议都被满洲王公批驳，有天争论后愤怒回府，“连食粽子十九枚，大病不起”。

　　李鸿章好吃糯米食品是有名的，而马相伯又曾长期担任李鸿章的幕僚，这则“秘闻”似无可疑，岂知随即引起李鸿章之孙的抗议，说李鸿章死于内脏大出血，晚年甚至连糯米食品都不吃。

　　其实马相伯并非没有根据，因为据袁世凯死后流播颇广的一则传闻，袁世凯称帝后忽然听说他最亲信的将军也背叛了，惶乱中连吃十几个大馒头而不自觉， 从此病死，而马相伯显然记忆不清，张冠李戴。

　　但方豪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摆脱“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传统，因而搜集保存的马相伯的手稿最多，但作出判断时却唯恐损害他心目中的中国天主教徒“圣者”的形象，而有意无意地予以辩护交流单相双线绝缘系统。其他研究马相伯的也有同病。

　　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马相伯研究，虽然不像方豪那样具有宗教忌讳胶管张力器铰刀修理平台，但有政治忌讳。害怕承认国体政体讨论具有学术意义，因而避免涉及1915 ——1918年马相伯政论著作所表达的政治见解，这说来奇怪，实则不奇怪。

　　袁世凯做皇帝，只有八十一天，便在全国反对声中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随即在1916年 6月死去。但紧接着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没有一个不是袁世凯的老部下。

　　段祺瑞曾赴德国克虏伯康采恩实习，在北洋军阀中堪称见过世面的人物。他在袁世凯死后出任国务总理，立即宣布恢复国会，继续制定宪法。1916 年 8 月国会在袁世凯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部新的宪法草案，称作“天坛草案”。

　　表面看来，这部天坛宪法草案，又恢复了被袁世凯否定的基本准则，即重申中华民国“永为民主国”“人民均为平等”。承认民主和人权是宪法的基础，不是很好吗？奇怪的是草案第十九条，出现了这样的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

　　所谓国民教育，指的是强迫性的初等教育。所谓修身，指的是人人必须具有的道德政治信仰。所谓孔子之道，当然不是指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办私学时教给学生的做人道理，而只能是已被1911年革命取消了的清帝国统治者肯定的那些中世纪晚期的伦理原则，例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妇女必须“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之类。

　　假如宪法规定这套道理必须成为全民道德政治教育的“大本”即理论基础，只许盲信盲从，不许怀疑批评，岂不是要国家返回中世纪君主专制的前奏吗？这一项列入天坛宪法草案，正是康有为、陈焕章和孔教会那班旧官僚政客活动的结果。他们有恃无恐，因为“辫帅”张勋在袁世凯死后已擢居北洋军阀的大军头，越发横行无忌。

　　针对天坛宪法草案第十九条，马相伯写了一系列驳论，共同主题就是人民应该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例如《宪法草案大二毛子问答录》《书天坛草案第十九条问答录后》《书请定儒教为国教等书后》《保持约法上人民自由权》《约法上信教自由解》《宪法向界》，还有代天主教各教区信教公民草拟的“反对孔道请愿书”等，总共有十多篇。

　　除请愿书外，有的是通俗小册子绞纲机组，有的是学术性很强的政论文，而且都是洋洋万言以上的鸿篇巨制。可以说，1916年是马相伯一生中政论写作最活跃的一年。他的论敌，就是孔教会的康有为、陈焕章。

　　需要指出，马相伯不是这时首先驳斥康有为的。还在 1915年9月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进入狂热之际，在上海便出现了一家《青年杂志》。它的编辑作者似乎不屑议论帝制是非，却努力宣传科学和民主，公开提倡“破坏孔教”等等，并且一再刊文驳斥康有为提倡孔教和复辟帝制的言论，因而很快引起人们注目。

　　这份杂志在袁世凯死后不久便迁到北京，改名《新青年》。它的主编就是陈独秀，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在1916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与胡适等共同领导了“新文化运动”。

　　我们不知道这位三十六岁的“新青年”和七十七岁老人马相伯是否相识。他们在宗教上没有共同语言。但都反对定孔教为国教，都反对强迫青少年尊孔读经，都提倡民主与科学。他们的分歧在于马相伯不赞成把革命理解为首先要破坏一切，但那时还没有凸显出来。

　　相反，当《新青年》打着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号，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以及所谓国粹和旧文学的时候，马相伯则扭住孔教会要把定孔教为国教载入宪法这一点不放，坚持信仰自由是实现政治民主和保护基本人权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胶管张力器，他仿佛与陈独秀们有默契，一则专攻要害，一则全线出击。

　　崇拜西塞罗的马相伯很懂得辩论术，善于抓住论敌的弱点进行批评。他熟知清末思想界的论战史。康有为的孔教论，本来是对德国马丁·路德的的一种模仿，借口恢复儒家学说的原始教义，来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

　　康有为把孔子说成中国的耶稣，随意割裂穿凿儒家经典乃至伪造历史，早在清末就受到各派学者从不同角度的否定，连梁启超到后来也不再附和他的“保教”论。在这方面，马相伯和陈独秀一样，都把康有为的经学主张看成是已经拆穿的纸老虎铰接柱，而主要从反民主反人权的角度对其展开抨击。

　　马相伯认为，康有为等硬说孔子是宗教家，硬说儒学是中国人唯一信仰的宗教，非但违反历史，而且否定人所共知的现实。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什么神都拜，就是不入孔庙拜孔子，什么佛道巫术的古怪道理都信，就是不信政府提倡的所谓孔子之道。

　　即使清朝的皇帝官员乃至死后从祀孔庙的著名道学家，“大都孔亦拜，佛亦拜，拜了佛，仍不失其为尊孔子”，“虽将天下之教，一一崇拜，一一信从，于为名士、为名儒，一无所损”；可见这些叫人信仰孔子的上流人物，都口是心非，自己并不真正信仰。康有为等要在宪法中明定孔教为国教的一则理由，即有欧美宪法的先例。

　　马相伯驳斥说，第一中国传统所谓教，指的是饮食男女铰接柱、伦常日用的守则，不是西方传统那种具有超越意义的信仰体系，因而从孔子以来所谓的教，其实是学，二者不能混同；

　　第二，即使在欧美，政教分离早已成为潮流，不承认国民教育应该把超越性的神学作为修身的根本。“今日欧洲各国，若法、若奥、若义、若德等国，纷纷逐出学校中之耶教，置诸学校之外，即为此故也。何我国人尚不明世界大势之所趋，而必奉孔子之道，为国民教育修身之大本，且规定于刚性之宪法中，使之不可动摇哉！”

　　马相伯嘲笑陈焕章的一个荒唐说法。陈焕章说孔教会所以坚持定孔教为国教，是因为考虑到中国若被外国灭亡，“入主中国者，必立孔教为国教”。马相伯说那可能是真的，但那时孔教也成了“外国教”。

　　中国俗谚说“姜是老的辣”。从清末到民初，抨击康有为的孔教论的论著不胜枚举，但没有人把这种理论与主张者的经济利益挂钩的。我们只发现马相伯作过如此揭露。

　　当年义和团曾宣称在华的欧美人士是“大毛子”，中国的基督徒则是“二毛子”，应该一概格杀勿论。十七年后孔教会的活动，使马相伯不由得想起义和团的先例。

　　他说，假如规定教育的唯一根据是所谓孔教，则不信者“不谓之大二毛子，其可乎？犹不施以庚子年之杀戮，不成其为中华民国矣！”以后的中国史证明他的忧虑并非过虑，但1916年的中国环境仍然允许他假托大毛子和二毛子的对话，用嬉笑怒骂的口吻斥责天坛宪法草案的荒谬，并揭露“国教与国库之关系”。

　　大毛子曰：其关系人民之负担，殆有甚矣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西报载民国二年（1913），有人呈请政府，令凡婚配者皆到孔庙，仿到教堂礼，每起收四圆，以四万万人数计之，一年婚配者可三千万， 应收一万万又二千万圆。又凡纳妾者皆富户，初次征二百圆， 以后依次加倍，计通国纳妾者，每岁不止二三万户，是收数亦颇可观。愿以一半归政府，余归孔教会。

　　二毛子不禁大声曰：好贪心！好贪心铰接柱！原来请定国教，止为金钱计耳！（《宪法草案大二毛子问答录》）

　　这不是马相伯的夸张，而是曾以《孔门理财法》获美国博士学位的陈焕章的算计，因而马相伯屡屡讥笑陈焕章，说孔教会与其奉孔子为教主，不如奉财神为教主。

　　康有为和张勋被孔教会徒谀作文武二圣。笔者曾指出，在清帝国，“武圣”关羽的地位已超过“文圣”孔子。历史进入中华民国七年（1918），中国再次发生了“武圣”指挥“文圣”发动的帝制复辟事变。

　　康有为紧跟张勋，用武力拥戴亡清末代皇帝重坐龙廷， 没想到只有十一天，政变就失败了，比袁世凯做皇帝还少了七十天。

　　在这次复辟事件中，康有为非但没有捞到孔教教皇的地位，只由武圣张勋封了个弼德院（上议院）副院长，却要成为这次政变的殉葬人，以后逃到青岛，在德国人的庇护下郁郁而终。

　　他从此被永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管后来某些人怎样从政治上替他“翻案”。至于陈焕章，以后还依仗见风使舵的本领，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混了十年，做过北京孔教大学校长，然而终于也成为北洋军阀的殉葬人，在1928年后躲到香港，于1933年在寂寞中死去。

　　马相伯在 1918 年写了一部《民国民照心镜》，概括他从民国以来的政治见解。

　　这时中华民国虽然只有七岁，却已经换了五任总统，十名总理，遭受两次帝制复辟，打过三场全国性的战争，并且正站在协约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宁唯是，国家在清帝国被推翻后从没实现过真正的政治统一，而在上一年又再度陷入公开分裂，出现了两个国会，两个政府，双方都自称是中华民国的合法代表，正在酝酿新的内战。

　　行将八十岁的马相伯，已从北京回到上海。他在南北对峙中， 既不支持北京政府铰接柱，也不支持广州的军政府。

　　“南风虽不竞，其足以致亡与北强同，容非一年半年所能解决者”（见“家书节录”二十六）交流单相双线绝缘系统，这是他对当时的形势估计，着眼点并非哪一股势力更强些，而是谁能挽救中华民国胶管张力器。他的看法是双方都不行绞缆筒，因而他更认真地筹思有没有避免“致亡”的出路。

　　马相伯是个认真的人。他反对所谓孔教，却佩服孔孟所提倡的“士尚志”，以为孔子说的“匹夫不可夺志”，孟子说的“大丈夫”精神，很合乎欧洲宗教伦理所谓 La Liberte de Conscience 的精神，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

　　“故不志则已，既志焉朝秦暮楚，非人矣！”他十分憎恶中国读书人中间的这类“非人”，指斥他们“遇事接物皆无诚心”。显而易见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在他看来，陈焕章之流孔教会、孔道会徒众，多半就属于这类动物。结果，社会风气如此之坏铰刀修理平台，“举国崇拜大盗大骗，愈，愈得意，尚何望来？”（均见 “家书节录”）

　　确实的，在近代中国的著名学人中间，马相伯的政见决不属于激进者流，但自从1911年站到共和一方后，他对中国必须实行民主制度的必要性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民国公民，用普通公民的尺度来衡量民主共和制的问题和前景，这在当时政治家中确属罕见。

　　“八十老翁胶管张力器，宿抱外洋政治主义（即有人此有土节）办法，余非所知铰刀修理平台绞纲机组胶管张力器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铰接柱绞缆绞车复旦之父马相伯：百交流单相双线绝缘系统岁政治家的硬核救国史绞缆筒。”这是马相伯在1919 年一通家书中的自白。其中夹注“有人此（斯？）有土节”，使我们可以断定，他所谓的“宿抱外洋政治主义办法”，指的正是他在 1918 年所著《民国民照心镜》中所陈政见的出发点。

　　《民国民照心镜》，分上中下三篇，用汉语的文言文写成，白文（不含标点符号的文字）共一万八千字。八十老人，能够亲自写成如此长篇的论文，而且逻辑相当严密，是令人惊奇的。

　　全文导言很简短：“照心者，反躬自省也；镜者何？即一点灵光，‘民国民’所用以自照也；自照于‘民国民’三字，名与实相符否耶？一照何谓‘民国’，二照何谓‘民国’之‘国’铰接柱，三照何谓 ‘民国’之‘民’。”

　　灵光原是禅宗的术语，意思是人人固有的灵性光明。17 世纪后入华的耶稣会士，借用它来指基督教经院哲学所谓的灵魂的认知职能，并把这种职能比作镜子，后者同样是中国人爱用的譬喻。然而，马相伯提出，身为中华民国的公民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应该自我反省“民国民” 三字所涵泳的概念和事实的相关度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所谓“名与实相符否”铰刀修理平台，却并非神学的问题。就概念和事实的相关度而论，中国古典时代的各个学派都曾作过探讨，而马相伯的看法，更接近道家庄子学派提出的“名者实之宾也”的结论。

　　马相伯解析的三个问题，在1916年他写的《宪法向界》一文中，即已提出。“向界”（object），也是 17 世纪耶稣会士参照佛学语言所定的译名，在现代汉语中常说成是“客体”或“对象”。马相伯以为，宪法的对象有三点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一是国体，二是政体，三是国权和民权。《民国民照心镜》三篇，所讨论的也是这三个问题，但把研究由客体移向主体，就是说前一文研究的，是民国的宪法应该包涵怎样的内容，而这三篇研究的，则是作为民国的公民应该认知的根本问题。早在欧洲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国家论，已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探究过政治目的和政治秩序的因果联系问题，以后这类问题，在教权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之间，进行过长期争论。熟悉经院哲学兴衰史的马相伯，显然偏向于国家主义者一边，主张教会不可干预尘世统治权。这实际是他坚决反对以孔教为国教的一个出发点，而且也是他在教会内部具有“排外”倾向的一个出发点。但在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方面，马相伯在民国初期，则越来越背离托马斯国家论的一个主要观点，那就是中央集权的政府或君主政体，是实现国家以公共福利为目标的最好工具，人民在任何情况下弑君或革命都是不正当的，只能诉诸立法手段，即通过宪法来建立神圣的政治秩序。我们已经看到，马相伯在 1911 年已从君主立宪论者，转变为民主共和拥护者，在 1916 年还力求制定完善的宪法，以否定教权和制止君主制复辟，可是南北再度分裂，制定统一的宪法以防止已不可能。这就迫使马相伯把眼光投向民主政治的主体，即“民国民”涵泳的意义问题。由《宪法向界》到《民国民照心镜》，讨论的内容是一致的， 讨论的范畴则由客体转向主体。这无疑表征着马相伯对民国以来政治的失望。他没有放弃对于完善的宪法的追求，但他以为不首先解决民主主义的启蒙问题，任何法律都将变成“儿戏”。证据就是他在《民国民照心镜》三篇论文中，都猛烈抨击“袁皇帝”及其开创的武人，比作不知法律的禽兽，而抨击所依据的学说，已是耶稣会士极力反对的卢梭的“天赋人权”论。

　　上篇。问：什么叫“民国”？答：民国就是国民是国家的主人。民国比君主制的帝国，符合“先天之理”，即先于人类社会存在的自然法则。这个法则，规定人和人生来是平等的。任何国家出现君臣等级，都是“后天之事”，也就是人类社会出现以后的行为变化。君主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主宰一国的政权，但民主却能主宰包括政权在内的领土和经济的主权。所以人权先于君权。任何君主，特别是自称由于得江山而有权坐江山的皇帝及其依赖的武人， 都只能称作最大的“天下之大盗”铰刀修理平台。不消灭这帮东西，国民主权是没有保障的。但消灭了这帮东西，“后天的君主”仍然可以用总统之类名义，专制行政权而实现复辟。因此，人民必须人人有国家思想并懂得自治，人民必须懂得法理，而自觉守法，人民必须人人懂得破坏旧事物只能限于以前的不平等，而不能借口革命而危害生命、财产和自由等公民权利。“袁皇帝”的可恶，在于他利用中世纪旧有的迷信，非但侵犯人民固有的政治权，而且侵犯政治权赖以产生的经济管理权，侵犯人民世代所有的物主权即财产所有权。结果在清帝国专制之下，人民还可以控告不法官吏乃至对不法官吏复仇，在袁世凯时代反而一切由持枪的武夫决定，所谓“国民为主”，名和实都不存在。

　　中篇。问：什么是“民国”的“国”？答：相对于异国，则本“国”是全民族的法人代表。就自身性质而论，则本“国”是全社会谋取共同利益的主权代表。但国家不等于国体。国体是谁

　　为全社会至高无上主权的寄托。寄托给个人及其家族者是君主制， 寄托给一个群体者是共和制。共和制则分民主共和与贵族共和两类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所谓立宪，就是由民选的群体组织同意行使主权，最高主权 不分割的是一统制，可分割的是联邦制。国体也不等于政体。无论国体是君主还是民主，在政体上只有两种：“任心”即从礼俗出 发而凭良心为政的是专制政体，“任法”即制定各种法律引导主权行使的是法制政体。法律的精髓是保障自由权，有人民的自由才有国家的自由。法律的制定权和执行权要各自独立，立法权应重于行政权，法制政体就是要使两种权力互相依存。宪法是保证民治的，民治的最要点是地方自治。中国政体向来只有专制而没有法制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但民国以来的统治者不要任何礼或法，只凭个人喜怒或伺察他人喜怒为政，连专制政体也不如。他们植党营私，非袁派不 用，非军阀不用，滥用国家名义，专恃武力压制人民应享有的一 切自由。他们眼里的国家只是可买卖可发财的权位分配工具。所谓中央集权，实为“中央集钱主义”，所谓中国政府简直是一个 “伸手大将军”。

　　下篇。问：什么是“民国”的“民”？答：第一，这个名称的涵义只问一个人有没有国籍，只是“国”的对称。所以，“民”不是“君”的仆人，不是“官”的下人，不是“无爵禄”的专称；人和民在概念上没有区别；无论劳力者劳心者都应是生产者，也就是人民。但这层道理在中国不受重视，于是那班君主官僚贵族武人政客，作为国贼民贼，便难以根除。第二，“民”的自身就是全民族，民国民的表征便是贵自治贵自立贵自由。无论是总统、督军还是议员，首先都是民国之民，因而他们贱视人民，摧残人民自由，便是自外于民族；人民当然认定这种政府绝非我四万万人民的一统政府。第三，“民”的自性（不变不灭的天性）就是要图自治图自立图自由，不能做他人的奴隶。国所以不配称为民国，就是政府不断在出卖民族出卖祖宗出卖国土，将使人民化作异族的奴隶。因此， 人民应该秉诸自性，决不能听这种政府的支配，以成为当之无愧的民国之民。

　　以上《民国民照心镜》的诸要点，在当时远非激进的见解，甚至可说卑之无甚高论。我们知道，1918 年正是俄国十月革命消息传来的初期，一些激进人物正以为这是“庶民的胜利”，而被社会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等理论所吸引；日本乘欧战之机不断加紧掠夺中国主权，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都愤怒不已，中国正处在“五四”运动前夜。域外各种思潮和主义，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很快将马相伯的声音淹没其中。

　　然。交流单相双线绝缘系统铰刀修理平台绞缆筒铰接柱铰接立管转塔式系泊装置绞缆绞车法律绞纲机组